美国媒体与政府的知晓权之争zt

2006/09/30
美国媒体与政府的知晓权之争
“如果由我来决定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美国第3任总统杰斐逊在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时，恐怕不会想到，两百年后，他的继承者果真会因为一家报纸而丢了乌纱。

　　这位倒霉的继承者是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1972年，水门事件东窗事发，《华盛顿邮报》坚持了长达两年多的调查报道，揭开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丑闻，最终导致总统辞职，近40位高官锒铛入狱。

　　《华盛顿邮报》从此名声大振，而这一切的幕后指挥者，就是《华盛顿邮报》那位最“危险”的总编辑——本·布莱德利。


　　布莱德利让政府对媒体心存敬畏

　　曾经有位美国的评论家说，仅仅因为“Watergate”（水门事件的英文）这一个词，本·布莱德利就足以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总编辑。

　　然而事实是，除了“水门”之外，布莱德利值得炫耀的事情还很多。在他的自传中，这位《华盛顿邮报》前任总编以轻松、平和的口吻和纪实新闻式的语言详细讲述了自己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但无论是克服小儿麻痹症，还是在太平洋战场的炮火中侥幸生还，或是把一家年亏损100万美元的报纸变成全国性大报，这些都还不是布莱德利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华盛顿邮报》的资深编辑玛丽·格林菲尔德曾说，布莱德利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就是“让政府里的那些家伙对《华盛顿邮报》心存敬畏”。布莱德利本人对这句话十分钟爱。

　　让政府心存敬畏，这可不是一般媒体能做和敢做的。大概是二战中的海军经历锻炼了布莱德利的勇气，在他退役后长达40多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他多次执著追求新闻事实，捍卫了媒体和公众的知晓权。

　　知晓权是西方新闻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1945年，美国记者肯特·库柏首先使用了“知晓权”（The Right Know）的概念，指的是民众享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其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西方新闻界非常强调知晓权，总的来说他们认为知晓权至少有4个重要作用（参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徐耀魁主编，新华出版社1998年出版）：

　　１．知晓权是公民行使一切民主自由权利的基本前提。

　　２．知晓权是现代国家民主宪政的基础要素。

　　３．知晓权作为公众的一项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是信息化社会所导致的一种必然性。

　　４．知晓权是防止出现恶劣政府的必要条件。

　　知晓权之争，一直是美国政府和媒体冲突的焦点。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信息自由法案》，为记者获得有关政府活动的信息提供了法律途径。然而这一法案的推出，并没有缓解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在五角大楼文件案和水门事件中，美国媒体与政府的知晓权之争进入白热化。

　　事实上，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一直都是冲突与暧昧并存。一方面，媒体要求获得知晓权；但另一方面，媒体的许多信息又不得不从政府那里获得。一方面媒体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另一方面，新闻媒体自身的发展又牵扯到许多政治利益，这让媒体总是与政治权力如影随形，紧密相连。

　　在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戴维·哈伯斯塔姆撰写的《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一书中，作者用大量史实记录了美国新闻界五大豪门的崛起。这部生动的美国当代新闻政治史说明，利益的纠缠已经让美国媒体与政府变得难舍难分，两者之间绝非简单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媒体已经成为政治与权力的一部分。

　　在布莱德利的这本自传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布莱德利本人正是因为和肯尼迪成了邻居和朋友，才有机会获得了很多一手的新闻素材，在《新闻周刊》和《华盛顿邮报》立稳脚跟。而那场被称为“媒体ｖｓ．政府之经典对决”的水门事件，如果没有神秘内线“深喉”的暗中相助，两位年轻的记者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恐怕也很难获得他们想要的“猛料”。正因为如此，水门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媒体争夺知晓权的胜利，而其深层原因，还是那个特定时代美国政府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最优秀的报纸仍然秉承良知找出事实的真相

　　其实在我国，媒体与有的地方管理部门也时常存在着知晓权之争。2001年的广西南丹矿难，事故单位及当地政府向上级机关和新闻媒体封锁消息，并对前往采访的记者跟踪、盯梢。这样的做法，就是对新闻记者报道权利的侵犯。

　　好在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深入发展，新闻媒体和公众的知晓权也在逐渐受到重视。但是在一些敏感问题、突发事件和负面新闻中，媒体究竟应该知道多少，又究竟应该报道多少，依然众说纷纭。前不久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首次对媒体报道做出了限制性规定，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政府部门对新闻报道的行政管理。有人说，这是为了让突发事件的报道更加准确、及时、全面，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不管草案最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媒体应该拥有知晓信息的正常渠道，但媒体同时也应该承担报道信息的社会责任与影响。

　　诚如布莱德利本人所说，尽管很多美国媒体唯恐天下不乱，找到一点事端，不加判断就无中生有，夸大其词，但是“最优秀的报纸仍然秉承自己的良知，想要找出事实的真相” 。

　　水门事件的意义，正在于此。

　　布莱德利的“危险”并不在于他扳倒了美国总统，而在于他带领着一批年轻记者勇敢举起了知晓权的宝剑，并把剑锋对准了美国政治权力的中心。在政治斗争的激烈漩涡中，他领导的《华盛顿邮报》固守了一个报纸的良知。他树立了一个报纸敢于揭露弊端的公共形象，让那些企图蒙蔽大众的政府官员心存顾忌。

　　布莱德利的“危险”还在于，他不仅慧眼识英才，更十分讨记者喜欢。他为《华盛顿邮报》招集了大批渴望有所作为的青年才俊，他把这些人打造成了明星记者，给他们自由的空间与令人羡慕的薪水。他没有让一份伟大的报纸被经费问题所束缚，邮报的预算从1965年的250万美元迅速增长到1967年的700万美元。

　　布莱德利的“危险”更在于，他敏锐的新闻洞察力和处变不惊的领导能力。他从一桩普通的地方新闻中嗅到了不一样的蛛丝马迹，并执著地把调查进行到底。在记者们四处碰壁、面临重重阻碍的时刻，他给予了一个总编辑能够给予的一切支持。在《华盛顿邮报》被政府高官骂作“一派胡言”，命运岌岌可危时，他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恐惧和怀疑。

　　难怪戴维·哈伯斯塔姆会在《媒介与权势》一书中称布莱德利是一位“完美无缺的编辑”。要知道，这样的恭维可是来自《华盛顿邮报》的竞争对手《纽约时报》的老牌“名记”。尽管布莱德利本人把自己的成功归于幸运女神的眷顾，但幸运不过是一个方面。如果没有布莱德利本人的勇气、果敢和对新闻事业的执著追求，水门事件恐怕就不会真相大白，《华盛顿邮报》恐怕也不会成为业界的旗舰。从这一点来看，在布莱德利身上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媒体的年轻领导者们学习和思考。

　　在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媒体又先后爆出了“伊朗门”、“拉链门”、“情报门”、“虐囚门”等一系列政府丑闻，但政治家们显然吸取了教训，加强了媒体公关活动和新闻报道监控。“9·11”之后，美国社会保守主义之风盛行。媒体的报道一旦与政府不符，就很容易令政府不满，甚至连公众也站到了政府一边。2005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披露了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军严重亵渎《古兰经》的丑闻。一个星期后，《新闻周刊》不得不发表声明称此前的报道“有误”。2005年底，《纽约时报》独家披露布什授权国家安全局窃听美国境内“可疑人士”的通讯信息，掀起“窃听门”风波，最后却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遭到起诉。

　　在国家利益和社会舆论的多重压力下，美国媒体的领导者已经很难再现布莱德利的辉煌。人们只能从这本自传中，遥想布莱德利当年。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作者：徐扬】